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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嘉山文史》第一辑(1986年12月)，作者程海山，原标题《我所走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我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以陈诚为军长、罗卓英为副军长的第十八军五十八师一七四旅五八三团担任二营营长。一七四旅旅长吴继光是我的同乡（安徽省嘉山县人），他又是五十八师副师长，该师师长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这个师当时是的一支王牌部队。
“七七”事变爆发，我军奉命北上抗日，正当在芦沟侨战事方殷之际，突接电令回师南下，因敌寇已于八·一三在上海登陆。吴继光副师长率领我们驰援上海。到达大场时，但见沿途一带，被敌机炸得房倒屋塌，一片火海，硝烟弥漫，吴副师长在江湾机场一所学校的地下室里，晋见了张治中将军，张命令我们部队立即向宝善路日本租界进攻。为了不让敌机发现目标，我们分三路出击，我营担任前卫，尖兵连在公路侨上与敌人相遇，立即向敌甩开手榴弹，炸死十几名日寇，后面大股日军拼命扑来，我营高排长受伤，三名弟兄阵亡，我后续部队立即增援，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出动大批飞机，向我轰炸扫射，我军一时无法前进。待到晚间，敌机不能发挥威力，我军趁势进攻，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刀光闪闪，杀得敌人忘魂丧胆。当晚，我军冲过公路桥，敌人被迫退守二道防线，我军乘胜前进，敌以猛烈炮火向我还击，并以另一部向我迂回侧击，我营汤排长指挥机枪向来敌集中扫射，将敌击退，敌人遗尸遍地，我军又续进二百米。此时天气阴沉，浓烟弥漫，我与敌暂时就地相持。待至黎明，我巡视一下战斗情况，昨夜白刃战中，敌我互有伤亡，从遗下的尸体看，敌寇伤亡甚重。此时，三、四百架敌机，就象一大片乌鸦，漫天飞来，疯狂地向我轰炸扫射，我军就地疏散，利用敌人爆炸的弹坑，作为掩体，上面覆以树枝，坚守阵地，不让敌兵前进一步。
八月二十一日晚，我军全面总攻，我营仍为先头部队，十一时五十分，全部接上火线，后续部队也已赶到，一时枪炮齐呜，杀声震天，敌人招架不住，望风披靡。正在取得战绩之际，忽接命令：“敌舰侵入吴淞口，海陆并进，我守军江苏保安部队，已于昨夜三时撤离吴淞，命你师火速增援。”我师奉命立即驰援，途中，遇到败退下来的官兵，得悉，敌陆战队已从后面赶来。此时正有五架敌机，盘旋投弹，我部隐蔽马路两侧，未被发现，敌机走后，我们迅速前进，但见大批敌军涌来，双方展开一场血战。
其时，敌舰已从吴淞口进入浏河，一部分盘踞罗店，一部攻我宝山，企图分兵两路，强攻上海。由于我军迎头痛击，敌伤亡甚重，向后退缩，我立即乘胜追击，先头部队直逼罗店。
由于孤军深入，与左翼友军，失却联系，敌兵将我包围。我更加激怒，指挥所部向敌阵猛冲，拼死搏斗，一直杀到天色微明，我见西南方向，敌火力较疏，立即带队向前冲杀，终于杀出重围。检点人数，已损失三分之一，其中有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是魁梧壮健，屡建军功的吴润泽，另一个是沉默寡言，多才多策的刘焕中。他们两人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至今也未忘记，我痛悔自己指挥失策，轻易孤军深入，造成如此后果,必须请求上级处分。
副师长兼旅长的吴继光，经常亲临第一线视察，此时他又出现在距敌不过三百米的一株大树下，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我立即跑步向前，他见到了我，就和蔼可亲地说：“你来的正好，弟兄们都休息了吧？要让他们好好休息。”我感到惶愧不安地说：“报告师座，我特来请求处分，昨夜只顾冲杀，误入重围，以致牺牲两个排长和很多弟兄，请求师座按军法从事。”他说，程营长，你没有过失。虽然部队受到损失，但你们把敌人一度赶出罗店，打乱了敌兵部署，完成了牵制任务，我军能更好地拉开战线，阻击敌人，已取得了时间的代价。日本帝国主义扬言，要三个月内“消灭中国”，它的梦想，已经破产了！
听了吴副师长一番话，我心中稍微感到感藉，同时也向阵亡的弟兄们默默祈祷：你们已经为保卫祖国作出了贡献，你们的血没有白流，瞑目安息吧，我们肯定要日寇偿还血债!
吴副师长又谆谆嘱咐：“你们一定要好好休息，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我们不光是牵制敌人，还要把它打出去。”于是，我回营命令加紧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这时，炮兵第八旅也开来了，这支东北军部队，原是张学良将军带入关内的一支劲旅，西安事变时，驻在湖北武穴富池口炮台，陈诚借口张学良叛变中央，派旅长王严解除他们武装，编入十八军，军官虽大部更换，但士兵仍是原班人马。炮八旅阵地设在胡京祠堂一带，距罗店东南约二、三华里，与我阵地相邻，交通壕连成一线。俗话说，“炮兵为军中之胆”,自炮八旅与我并肩作战以活，更增加了我们的勇气，每当我们开始向敌冲锋，炮兵就预先加紧连续发炮，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我们就在炮火浓烟中向前猛冲，克敌制胜。
几天以后，团长又下达攻击令，命我营为先头部队，晚十时进攻罗店。我命传令兵向各连传达，每连选派四名敢死弟兄，速到营部集合。当敢死队选来时，唯缺五连未到，我将电话接通五连，戴连长说：“营长要我挑选四名敢死队，我连个个都要争当敢死队，我们全连都是敢死队，请立即下命令吧！”
他们听完我传达进攻罗店的任务，分头作好战斗准备，晚十时整，总攻开始，戴连长率敢死队领先，四、六两连为左右翼，机枪连以密集火力掩护，直奔罗店，我营六挺重机枪，瞄准罗店东南公路桥，以猛烈炮火，掩护部队冲锋，小雨打湿了我们的外衣，我沿着一条小沟往前冲，匆忙中被敌人的死尸绊倒，此时六连已从右翼冲上去了，四连也从左翼攻克一个高地，我跑上去居高临下，向正面一看，忽见罗店上空连续发出三枚空炸枪榴弹——这是五连占领罗店的信号，我拼命往前跑，一鼓作气进入罗店。
在罗店，我们又发出三枚空炸枪榴弹，向团部报捷。不一会，电话铃响了，是吴副师长在说话，“程营长吗？你们攻下罗店我巳知道了，现在情况怎么样？追击到啥地方，占领阵地能否确保？”我回答，“报告师长，阵地很稳定，不过追击的部队都很乏，现在正要请示师长怎么办？”“好，我马上告诉你们团长吧。”紧接着后续部队已到罗店。敌兵由于仓皇逃遁，遗下大批武器弹药、服装、马匹及军用品等，以至国旗、军旗，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第二天，各报以头号新闻，报道了我军攻克罗店的消息，官兵们无不欢欣鼓舞。
由于连日激烈战斗，上级考虑为了恢复疲劳，把我师调至罗店东南约五、六华里的新桥整休，罗店由六十七师蔡炳炎旅接防。哪知我们刚到新桥，当天晚上，占据在吴淞口至浏河的的敌舰，就向罗店疯狂发炮数干发，连珠炮声持续一个多小时，接着机枪声、喊叫声，不断传来。此时，我炮八旅亦向敌还击，双方炮战激烈，火光冲破了黑夜，红透半边天，凶顽的敌人，又出动大批飞飞机，投下照明弹，在罗店上空轰炸、扫射，敌人以海、陆、空三军并进，蔡炳炎一旅兵力，势难抵挡，天明时，罗店复陷敌手，蔡炳炎旅长以身殉职，所部官兵，伤亡殆尽，损失惨重，胡家祠堂炮八旅阵地，亦被迫转移。
敌趁战胜气焰，向南继续推进，我师奉命从侧面出击，与友军钳形夹攻，敌见两侧伏兵出动，怕受包围，未敢轻进，又复退守罗店。胡家祠堂阵地，复归我有。当我军再次向罗店进攻时，敌寇兵力已大大增强，桥头上以密集炮火堵击，我军无法通过，再以对岸敌兵防御工事坚强，我们多次冲杀，都未成功，只好与敌隔河相持。此时我们已饿了两天，因为前线不能烧锅，敌机发现冒烟，就来轰炸，所以都从后方南翔、大场一带，烧好送来，因路途太远，每次送饭，都得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护卫，有时还在途中被敌弹炸死，所以经常两三天吃不上饭。晚上躺在田埂旁边，与死尸为伍，腥臭刺鼻，令人作呕，也就不想吃了。夜里漆黑一片，我和传令兵慢慢摸到第六连前哨，据洪连长报告，五分钟前，听到罗店方面声音杂乱，并有马叫声，我立即用电话向团部报告，团长命令严密监视，准备出击。不一会，大批敌军向我进犯，又复展开一场拼搏，敌寇一度冲过河来，均被我军击退。这一夜的激烈争夺，双方伤亡惨重，我五八三团团长路景云，副团长李馨远，及三营营长姚子青都中弹牺牲，姚营官兵，在宝山全部殉难。但我师仍坚守罗店桥南侧沿河一线阵地，浴血奋战，任凭敌机敌炮狂轰滥炸，敌寇多次强攻，决不退让，在残酷的战斗中，从始至终坚持两个多月。
十月下旬，我师奉命战略撤退，转进青浦，掩护友军后撤，吴副师长命我带领仅有的部队为后卫，掩护全师转移。此时，大批日军向我追击，敌机在上空轰炸扫射，一刻不停，我遵照吴副师长命令，在极端困难中，奋力拼搏，完成掩护友军撤退任务。吴副师长和我们在一起阻击敌人，坚持三昼夜，他已疲惫不堪，面色焦黄，眼窝深陷，眼球布满血丝，但仍坚守在电话机旁，手握听筒，指挥堵击来犯之敌。十一月七日，上海、松江两路之敌，夹攻青浦，我向白鹤港转移，继续掩护友军后撤，对岸敌人以猛烈炮火向我射击，并以飞机数百架在上空掩护，强行架桥渡河。吴副师长命我带队堵击，多次将敌击退，但我部已伤亡大半，牺牲惨烈，势难抵挡，敌方火力有增无减，吴副师长见情况十分紧急，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指挥战斗，坚持到十一月九日，敌寇炮火更加猛烈，吴副师长不幸被敌炮击中，壮烈牺牲，以致全军溃退。
军部指示所剩余官兵三个集中地点：1、南京，2、徐州，8、汉口。由于当时已溃不成军，我带领仅有的部队，向南京方向撤退。此时京沪铁路交通点线，已全被敌占领，我们就沿着太湖乡间小路西行，途中听说南京已经沦陷，只有想办法渡过长江，向徐州集中。但长江水面有日寇舰艇巡逻，白天无法通过，我们在孟河一带转了三天，最后还是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夜里从扬中偷渡过江，继续向西北撤退。到淮阴时，听说徐州巳失守，此时江苏省政府已从镇江迁至淮阴。
汉口是军部指示的第三个集中地点，但铁路沿线和长江已被日军占领，路途遥远，如何走法？而且给养困难，如此下去，实在不堪设想，弟兄们个个垂头丧气，感到日暮途穷!
最后，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把我所带的仅有的部队改编了。从此，我脱离了十八军陈诚、罗卓英的指挥，成为顾祝同部下的一名小卒。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担任一六三团团长，驻防浙西，日本投降以后，我团奉命进驻杭州，担任城防，并负责守卫钱塘江大桥。不久第三战区撤销，顾祝同调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我团亦随之改编为绥靖公署直属第一纵队第一团。后来，我们在名为整编，实为排挤下，被编入“军官总队”，原来的部属全被吞并。
一九四八年一月，从国内战争各个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麇集江南各城市，把社会搞得更加混乱。军事当局，很想物色适当人选，来收容这些散兵，以补充兵源的不足。由于原江苏省政府秘书长马镇邦和民政厅顾希平的推荐，陆军总司令委任我为“江南纵队司令”。
我在抗战中，曾与新四军经常有过接触，深深懂得正义属于哪一方面，不愿意跟随反动派走进死胡同，早就想弃暗投明。胜利后我在杭州担任城防时，陈养吾（解放后在无锡担任苏南行署典狱长）从苏北赶来找我，要我把部队拉到如皋，当时考虑，苏北距杭城甚远，且有长江天堑，起义孤军长途跋涉，恐不出浙境，即有被消灭的可能，故而未敢轻动。不久我部调驻常州，陈养吾又派陈洪（解放后任湖北郧阳地区广播局长）和彭宝琦（解放后在无锡市交电公司工作）等，携带他的亲笔信，来我处研究起义计划。当时因沿江各港口都驻守重兵，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突破江防北渡，无疑是冒险之举，因此决定暂不反正，待机行事。
记得还发生过一件意外之事：陈洪被常州宪兵队以搜捕来自苏北的嫌疑犯为由抓去，趁宪兵队未及审理之际，我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带着卫士排荷枪实惮，以至亲被误捕为名，强行要人。当时宪兵队既无丝毫证据，又见来势汹凶，只得将陈洪释放。
后来，苏中区党委陈丕显，派胡一红（解放后在南京市公安局工作）来联系，党的地下组织江南工委要我们给地下工作人员提供方便。我欣然接受，千方百计给他们设法解决行动经费和掩护物品——的军装符号、路单和有关证明文件等。记得每当顺利达成目标的归来时，总是满面笑容地说：“老程，你给我们的帮助真不小”，我也为能对革命事业尽到一份力量，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自担任江南纵队司令以后，我就加速筹组，充实各部门人员和军需械弹，积蓄力量。为了和当局周旋，还要做好各方面的联络工作，拉拢友好，迷惑敌人，在汤恩伯的淞沪警备司令总部里，也有我的耳目——参谋朱凌云，随便什么时间都能提供情报，我的纵队司令部，后来移驻苏州，它就成了江南工委地下党人员的庇护所和后勤部。
有一次，听说胡一红和江容二从解放区来，住在苏州乐乡饭店。据我所知，当时的乐乡饭店，在苏州属于第一流高级宾馆，住在那里的，不是达官显宦，就是富商巨贾，一般的人，是不敢问津的。同时乐乡饭店也是便衣特务出没的地方，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就住在里面。为了考虑们的安全，我连忙赶去，想要他们另外换个地方，以防不测。哪知我一进旅社，从紧张的气氛中，就感到情况不妙，立刻寻找他们所住的房间，果然不出所料，军警稽查队正在搜查，声称要把他们带走。当时我急中生智，把印有官衔的名片递过去，说明他们是我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好人，如有疑问，可以就近打电话请示你们厉司令，他就住在这饭店楼上（城防司令厉百川和我是熟人）。稽查队人员，虽然对我这个“程司令”，抱着怀疑态度，但也不敢怠慢，当即打电话请示他们的顶头上司，不一会，厉百川匆忙地跑来了，熟人见面，当然要握手寒暄，厉向稽查队把手一挥，说：“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就这样把围解了。
这一意想不到的化险为夷的事，现已过去三、四十年了，但有时碰到尚在南京工作的江容（现任福建路中学校长），在闲谈巾提到当年苏州乐乡饭店那一幕惊险场面，至今犹历历在目。
我的公开职务和秘密使命，都必须在江苏、上海等地奔波，江南工委的秘密会议，也大都在上海、苏州两地召开。苏州的三多巷，上海的善钟路和黄陂路的仁爱小学，都是召开会议较多的地方。有一次胡一红从江北回来，就是在上海善钟路和兴里十号三楼上，传达上级布置的新任务，内容大概有四：1、分化瓦解敌人，策反敌方军政人员起义；2、积积开展秘密活动，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掀起反蒋斗争，做好里应外合的工作，配合人民解放上海；8、保护国家财产，严防敌人破坏，等待人民政府接收；4、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因当时革命部队尚在鲁东，党的地下组织，在江南活动还有一定的困难，要为他们提供枪枝、弹药、经费及装备，在必要时，还要为他们准备的军装、符号、路单及有关证明文件等，以利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活动。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地下党人张旭东（解放后在上海市党校工作）、高国风（解放后在南京市电业局工作），以及陈养吾、江容、彭宝琦等，我和我的团附李现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旭东因工作需要向我要枪，我就毫不迟疑地把身上佩带的自卫手枪递给了他。
会后不久，我偕同陈养吾，在老部下青浦县警察局督导员俞宝山的掩护下，去吴江县芦墟区说服该区区长汝自强和田粮主任陈刚，要他们待机起义，争取立功，保护好国家财产，特别是关系到军需民食的粮食，要完好无损的交给人民政府。后来，他们都做到上级转移库粮的命令，所有粮食,颗粒不少地为人民政府所接收。
胡一红知道我有个朋友桂崇基，是原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胞弟，认为利用这一关系，策反海军起义，对渡江极为有利，要我抓紧时机，打通对方思想。
在我几经策动下，桂现出要与地下党人面谈条件，由于他平时在言论上一直是反蒋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既要面谈条件，说明还有几分诚意，无非想利用时机，捞取一点政治资本，为自己留个余地。经过地下党联系，我和陈养吾先后与之谈判三次，由于桂要求必须同意他成立一个派为先决条件，双方争论多时，终未达成协议。
四九年春，党需要当时驻防在常熟一带的一二三军的军事配备图。因我在该军的熟人较多，加之有“江南纵队司令部”的名义，能够实现此任务。我和陈养吾一道去常熟，直接找到该军的参谋处长訾铁汉，很顺利地拿到了这份有价值的军事资料。我还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去说服相好友人、该军的特务营长丁承枢，要他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为人民立功。丁也早有意于此，他慷慨承诺，并表示：“必要时把军长顾锡九扣押起来，强迫全军起义！”
我的一个族孙程祚连，曾在我团电台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区担任国际电台台长，经我与陈养吾说服，他愿意把电台供给我们同解放区通信联络，这对我们从事地下工作，是非常有利的，江南工委也表示认可。后以渡江顺利完成，没有用上。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下令破坏电台，向台湾撤退，他不但抗拒命令，保护好电台，还保护好另外两部电台，交人民政府接收。
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大军的部署工作，基本完成，等”二线的部队一到，就要开始行动。胡一红由江北请示归来，根据上级指示，要我们尽快做好迎接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首先要解决渡江的“跳板”问题，并指明是位于江心的扬中县，要事先在那里部署好一支响应渡江的起义部队。扬中县长左飞，是我的老友，关系较好，不过人心难测，里为了个人利害得失，翻脸无情，出卖朋友的，大有人在，但为了革命利益，个人的安危就在所不计了。胡一红以江南工委名义，写给左飞的信，交给我随身带去，以利于联系。
当我路经常州车站下车时，后面跑来一几个士兵，不停地呼着“老团长站住！”，我当时弄得莫名其妙，走近一看，原来都是过去跟过我的弟兄们，现在省保安总队任车站警卫，我告诉他们因有急事去扬中，没时间停留，答应回头再来看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团团围住我不放，经再三说明，才让我出站。
我急忙坐上人力车去轮船码头，走了大约二百公尺，他们的中队长孙季平（过去跟我当连长）追上来了，拼命地拉住我的车子不放，一定要留我到他的队部去，我正在为难之际，过去过营长、现任大队长的赵轶群（军校十王期）也跑来了，还有许多弟兄们都围上来，异口同声，非要我留住不可，处在这盛意难违的情况下，我也只好“从命”了。
当晚，赵、孙等陪同我吃饭、洗澡，并留宿赵处，把他们夫妇的宋位让给我，自己则睡在地铺上，便于就近谈话。从交谈中，知其对现实深感不满，不愿再为卖命，但苦无门路，无所适从，因而彷徨苦闷。我向他指出，当前唯一出路是投奔革命，最要紧的是把手中的枪杆子牢牢掌握好，到时候我会来带他们的。他表示一切听从我的。
哪知事出意外，在我去扬中达成目标回来，再经常州时，他们已于前一天被江苏省主席丁志磐调住崇明去了。
四月十七日，我到扬中，得到左飞的友好接待，交谈以后，左毫无顾虑的做出保证：“县保安团人所守的港口，在渡江时，一枪不发，让渡江部队顺利登陆。”因他当时受制于五十一军的监视之下，能做到如此暗中相助的承诺，其作用也就不小了。
第三天傍晚，江北传来密集的枪跑声一一渡江部队开始行动了，时机已成熟，于是我把工委的信，交给左飞，要他带好团队，准备迎接登岸。
不久，猛烈的枪炮声逐渐逼近，渡江部队可能已接近港口，我正急盼左飞的佳音，胜利解放扬中，向党告捷。哪知事态发展，有时非始料所及——由于保安团队没有还击，引起了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和第四师师长丁作斌的怀疑，认为县保安团态度暧昧，兵心有变，立即把他们包围缴械了。虽然功败垂成，但这时渡江先头部队已进入扬中，五十一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南溃逃，扬中城内一片混乱，我见使命已完成，便跟随南逃的乱军，到达孟河，转向奔牛，在车站上看到江南一切常如，沪宁线上往来的列车，仍在照旧奔驰。其时，先头部队，已在夜里从扬中渡过长江了。我带着胜利的喜悦，来到苏州三多巷地下工作联络站，向党汇报扬中策反经过，及我军解放扬中的喜讯，工委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要我马上去上海，召集留沪部属，迅速培养骨干力量，掌握时机，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工作，为响应解放上海，胜利完成新任务而战斗。
一九四九年初夏，中国人民百万雄师过大江，势如破竹，解放了江南大片土地，向处在上海一隅、企图作困兽之斗的军残部，展开强大的攻势。
我们当时住在上海其美路，秘密活动的地点，就在其美路一带，因为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再则这里的居民，大多属于劳动人民，容易接受革命道理，在他们的积极掩护和热情帮助下，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四八年底，我们就已发动了一批中、青年群众，先后组织起以工厂工人、电车工人、三轮车工人，以及部分城市贫民为主体的一支基本队伍。
随着外围战斗的不断进展，解放上海市区的成熟期已经到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深夜，上海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国人民逼近市郊的喜讯，接着一阵阵清晰可闻的隆隆炮声，更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我当机立断，立即召集事先参与计划的部属李现奇、张海轩和已组织好的一批骨干人员王森林、刘成章、蒋福田、何连喜、董桂清等，在其美路宣布起义。
为了掌握时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分头发动群众，进行组织分配，并发给他们枪枝、手榴弹等武器，跟随我们行动。另外还发布了简要的行动计划和进击目标，以及必要的战斗纪律，以便共同遵守，团结战斗。
我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先向驻守附近浙兴菜场一个连的敌人，攻其不备，予以包围，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补充我们的装备。为了抓紧时机，扩大战果，又趁黑夜扑向邢家宅路、库伦路、溧阳路、海宁路、杨家浜路等地分驻之敌，军仓皇应战，狼狈不堪。
由于我们这支起义队伍，是以“江南纵队”名义，出现于其美路的，因此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许多基于义愤的起义人员，个个奋不顾身，无不以一当十，争取杀敌立功。同时，在我们“优待俘虏，欢迎起义”的宣传攻势下，军，除一部分溃逃者外，大多放下武器，举手投诚。到天亮时，先后被我包围的几处守敌，基本上予以解决。
我们的械弹更为充实，装备更为精良，战斗力随之加强，已形成一支人强马壮，武装齐全的人民武装力量，确保了其美路一带居民、工厂、商店的财产和国家物资的安全。
天亮后，我们整顿一下队伍，留下部分人员，坚守以上各条马路，其余全部乘胜前进，向海宁蛋厂守敌猛攻。这个厂内，设有军用仓库，驻守的军队，在我们的猛烈攻势下，很快就被解决了：一部分放下武器，其余的夺门而跑，向香烟桥方向逃窜。
驻守香烟桥的是国民“王牌军”——青年军，约有两个团的兵力，他们得知海宁蛋厂失守，已有所准备，朝着我们进攻方向，以机枪组成交叉火网，严密封锁桥口，进行顽抗。我方多次组织力量，进行猛攻，但均未得手。起义人员韩国庆、陈燕飞等多人身受重伤，倒于桥下，在强烈炮火掩护下，方将伤员抢运下来。敌见我伤亡多人，且众寡悬殊，认为有机可乘，开始出击，向我阵地反扑。与此同时，住在沿河一带的居民纷纷搬家。说：“河那边的军队通知他们，好人赶快搬走。不然冲过桥来，均以坏人论处。”在敌人的恐吓下，居民纷纷搬家逃难，使我阵地顿时形成混乱状态，影响我方士气，正在这紧急关头，此时，护送伤员到第四医院去的回来说：先头部队，已攻到北四川路了。消息传来，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个个精神振奋，一阵猛冲猛打，又把反扑过来的敌人击退。
我立即拿起江南工委胡一红事先写给进驻上海首长的信，前往北四川路联系，并即带领来到香烟桥阵地，一时士气大振，我们把兵力重新配备，集中火力，掩护进攻，在雄壮的冲锋号中，很快冲到桥口，守敌在我方的政治喊话的劝导和震慑下，号称“王牌”的青年军，看到大势已去，无心恋战，企图弃守脱逃，可是处在四面受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只有放下武器，顺从就俘。
解决了这场攻坚战斗，我们又配合一道，肃清附近几处零星残敌，在万众欢腾声中，迎来了大上海的全面解放。
五月二十七日，我驱车驰向金神父路原“励志社”，晋见粟裕司令员。聚司令员听取我们武装起义的汇报后，慰勉有加，并亲笔批示：去江湾二十六军张军长、王政委处联系，解决有关事项。
关于参加这次其美路武装起义的战斗人员和装备，以及缴获的大批物资，均直接交由管理的部队负责处理；有关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安抚和生活问题，则由市委办公处李秘书给予妥善解决。中国人民华东军区淞沪警备政治部丁超，和部郭仲裕，负责处理有关起义经过事实的存案问题。当时他们表示，要把我们武装起义的事迹，如实地写入解放上海大事记中重要一页。
二十年来半生戎马，经过多少曲折坎坷，我终于奔上阳关大道，在党的关怀和指引下，走向光明！